市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西晋江统在关中镇压了齐万年起义后向皇帝奏报说，“四夷之中，戎狄为甚”，而“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因而“胡”汉文化冲突在关中表现最为突出。正如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所说：“晋初乱势，西北最烈。”各族人民生活在一起，在冲突之中也相互影响，民俗民风交相濡染，大量外来意识与活动方式进入汉民族的生活之中。与此同时，出现了汉族的“胡化”与少数民族的“汉化”，而且表现在从形而上到“形而下”的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这种互相濡染的民俗民风，使这一时期的咸阳文化具有了自己的特点。

例如，咸阳在秦汉时，习惯于席地而坐，因而有所谓坐床之设，而且形成了一套以坐床之高低位置分尊卑贵贱的礼制与惯例。所谓“刺史每自坐高床，为从事设单席于地”。当时所说的坐，是跪下来坐在自己的腿上。然而西北游牧民却久已习惯与今天一样的坐法。“五胡”内迁后，他们使用的“胡床”也传入内地。只是尽管民间私下已普遍使用了胡床，但统治者在官方正式场合，仍然保持旧式的坐床方式。在南朝首都建康，这一风气最盛。当549年侯景率军进入梁朝宫中时，他将胡床搬到梁武帝的坐床上就坐，曾引起了梁朝群臣的耻笑，可见南朝思想的保守。而在关中一带，胡床的使用早已普遍化，以致宫内还出现了胡床的发展形式——大绳床。直到隋统一后，关中式的坐姿取代了全国各地的“坐床”。无疑，从生理学角度看，以臀部承重的“胡”式坐姿显然比以腿部承重的秦汉传统坐姿更合理，更省力也更有效率。这种“坐的改革”不仅引起了此后中国人在家具与室内陈设等方面的一系列相应变化，而且对人们在立与卧以外的状态下从事的种种活动都有着极大的影响。

在饮食方面，民风民情的互相濡染也带来了不少变化。如饼食，汉代已有“胡饼”之称，但那时的“胡饼”是一种汤水很多的煮饼，《释名》所谓“胡饼，作之大漫沍也，亦言以胡麻着其上也”，即为汉胡饼的状况。而自十六国、北朝后，诸“胡”族饮食风习濡染关中，游牧居民的烧烤之法运用于面食，便出现了如今之烧饼一样，用火烤制、香脆可口的“胡饼”。 汉灵帝及王公大臣等皆喜食之。唐白居易《寄胡饼与杨万州》诗曰：“胡麻饼样学京师，面脆油香新出炉”，长安胡饼的美味可谓呼之欲出了。《后汉书•五行志》记：汉代的时候，“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饭，是用酱瓜，烤肉，生菜卷在面中，卷两层，并切成两寸大小的六段。

在民间艺术方面，魏晋南北朝期间的关中也因各族文化的交融而出现了新的面貌。这一时期西域各国以及朝鲜、印度等国的音乐舞蹈纷纷传入关中，尤其是西域的龟兹乐舞，以其欢快明朗的旋律，在关中地区不径而走。及至隋唐以关中为基地统一中国时，“歌舞杂有四方之乐”的格局早已形成，在此基础上才有了唐代乐舞的全盛。